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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减税助推实体经济和小微企业发展的效应显现。业内预计，伴随下一步减税降费举措的进一步落地，以及便民办税升级等放管服改革的深化，将会释放出更多红利。税收数据折射高质量发展19日，税务总局收入规划核算司副司长郑小英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18年一季度税务部门坚决依法收好税、坚决不收“过头税”、坚决落实减免税、坚决打击偷骗税，实现了税收收入数量和质量的双提升。

不过，受大市波动以及市场不明朗因素影响，上半年，港股新股发售价定于下限的比重较2018年上半年提升了34个百分点；以5倍至10倍市盈率上市的新股占比，较2018年同期增加7个百分点。7月中旬，港交所也错失了2019年潜在全球最大规模的首次公开招股，啤酒商“巨无霸”百威英博表示，由于现行市场状况等多方面因粗，将不再推进百威亚太控股赴港上市。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院长助理田志伟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根据测算，去年增值税税率下调收益，在企业和消费者间分配大概是四六开，消费者在增值税减税中受益更明显，今年1万亿元减税估计情况相似。减税开闸部分企业让利2019年中国推出史上力度最大的近2万亿元减税降费政策，其中增值税减税超过1万亿元。

特朗普要求拨款 50 亿美元筑墙。民主党人则提议出资 13 亿美元用于其他边境安全措施。于是双方陷入了僵局。平安夜，特朗普推特上装模作样地说：我独自一人（可怜的我）在白宫等待民主党人回来，就急需的边界安全达成协议。在某一点上，不想达成协议的民主党人给我们国家造成的损失，将超过我们现在都在谈论的边界墙的费用。疯了。

不同经济体应有不同的财政调整第一财经：对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经济体理应有不同的财政调整政策。那么对于大体上的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你对于他们各自的财政调整安排有何建议？舒克奈希特：财政调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金融危机后，我们看到许多发达经济体都出现了严重的公共债务问题，并且其中大多数国家都没有出现降低的趋势，比如日本是最高的，但其他很多国家和地区也出现了类似情况。对于这些国家和地区来说，首先必须想办法产生更快的增长，这是偿还债务最容易的方法了。其次，它们必须把赤字率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并在赤字率过高的时候想办法削减。第三个重要因素是提高公共融资的质量，这和经济增长紧密相关，同时财政收入必须以更加有成效的方式被支配。

李扬也从资本市场的领域谈了看法。他认为，科创板的成功取决于其他四个板是不是能够改善，是不是能够提高效率，取决于整个这五个板能不能协调配合分工，共同推进资本市场改革。而对于资管的话题，李扬说，“资管（的）管理和发展需要协调，很多部门之间的协调问题，过去和现在、现在和未来协调的问题。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眼界，我们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就比较难。现在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好的苗头，顶层设计非常及时，而且日臻完善。”